韓非與《韓非子》

韓非其人

韓非，大約生于公元前280年，卒于公元前233年。戰國末期韓國人（今河南新鄭），韓王室諸公子之一，戰國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。據《史記》記載，韓非精于“刑名法術之學”，與秦相李斯都曾拜儒家大師荀子為師。但他卻沒有繼承荀子的儒家思想傳統，而是受到法家的影響，繼承研究、吸收了法家思想的精華，成為戰國末期法家的杰出代表人物。

韓非口吃而不擅言語，但文章出眾，連李斯也自嘆不如。青年時期的韓非目睹戰國末期的韓國日趨衰弱。多次向韓王提出富國強兵的計策，但都未被接受。韓非認為這是“廉直不容于邪枉之臣。”便退而著書，寫出了《孤憤》、《五蠹》、《內外儲》、《說林》、《說難》等著作，這些作品后來集為《韓非子》一書。

公元前234年，韓非的著作傳到了秦國，秦王嬴政讀了贊嘆曰：“嗟乎，寡人得見此人與之游，死不恨矣！”正好李斯在場，說：“這是韓非所著。”秦王立即發兵攻韓，戰爭的唯一要求就是得到韓非。在秦兵壓境之時，他被獻給了秦王。秦王得到了韓非，眉開眼笑，但沒有信任、重用他。韓非到秦國后，上書秦王要求保存韓國。李斯、姚賈等乘機進讒言陷害他，說他“終為韓，不為秦”，建議秦王“以過法誅之”，于是韓非被打入大牢。公元前233年，李斯派人送去毒藥，令他自殺。韓非申訴無門，被迫自殺于云陽（今陜西淳化縣西北）獄中。

《韓非子》其書

《韓非子》是韓非逝世后，后人輯集而成的。《史記·韓長孺傳》說：“嘗受《韓子雜家說》于騶田生所。”這《韓子雜家說》或即今所傳的《韓非子》。最初叫《韓子》，宋以后的刻本，才開始用《韓非子》這一書名。《漢書·藝文志》著錄《韓子》五十五篇，《隋書·經籍志》著錄二十卷，篇數、卷數都與今本相符，可見今本無殘缺。

《漢書·藝文志》著錄的《韓子》五十五篇，本之劉向據中秘之藏編錄的《別錄》，因此今五十五篇，當即劉向校定的篇數。但是，這五十五篇，到底是不是全部為韓非所作，學術界爭議頗多。特別是《初見秦》和《存韓》兩篇，更是議論紛紛，劉汝霖、容肇祖、胡適、梁啟雄等認為不是韓非所作，陳奇猷、張心徵、高亨、鄧思善等認為是韓非所作，尚無定論。胡適和容肇祖認為《韓非子》中其中靠得住的韓非真作很少，胡適以為“《韓非子》十分之中僅有一二分可靠，其余都是加入的。可靠的諸篇如下：《顯學》、《五蠹》、《定法》、《難勢》、《詭使》、《六反》、《問辯》篇”（見《中國哲學史大綱》）。容肇祖則認為：“確為非所作者，為《五蠹》與《顯學》，思想與韓非子合而又有旁證足證為韓非子所作者《難》四篇、《孤憤》，從學說推證為非所作者，為《難勢》、《問辯》、《詭使》、《六反》、《八說》、《忠孝》、《心度》、《定法》篇”（見《韓非子考證》）。

梁啟雄和陳奇猷則認為《韓非子》各篇大都是真的。梁啟雄認為見諸《史記》的十篇，當屬韓非子的真作。《解老》、《問田》可能有別人的著作發展、加入。《十過》、《用人》、《安危》、《功名》、《忠孝》、《大體》、《守道》、《觀行》、《制分》等九篇，思想文字都和其他各篇有不同之處，是否偽作難以考證。其余三十四篇，大體都像韓非子本人的作品（見《韓子淺解》）。陳奇猷則以為除《人主》與《制分》兩篇，因文勢與各篇不類，諒不出于韓非子之手外，余均與韓非子思想相合（見《韓非子集釋》）。

《韓非子》的主要內容

《韓非子》一書的主要內容，大致可以分為五個部分。

第一部分主要體現了“以法為本”的法、術、勢論。韓非的核心思想是法治，韓非吸收了商鞅的法、申不害的術、慎到的勢之精髓，認為三者都是君主手中缺一不可的工具，應把他們有機地結合起來，構成君主專制的法治思想體系，為大一統服務。

韓非認為實行法治，必須“以法為本”（《飾邪》）。法體現著國家利益，如果忽視法，國家的利益就要遭到損害，所以他說：“法者所以為國也，而輕之，則功不立，名不成”（《安危》）。如果重視法，就能富國強兵，建立“超五帝，侔三王”（《五蠹》）的功業。所以他得出“明法者強，慢法者弱”（《飾邪》）的結論。他又認為要明法，就要樹立法令的絕對權威，因為這是判斷言行是非和進行賞罰的唯一標準。因此，他反對儒家“仁政”、“德治”的思想，以其“禁奸于未萌”（《心度》），實現統一思想的目的。

韓非認為要實行法治，就要頒布成文法。它有兩個好處，一可以使大家有所遵循，二可以防止官吏專橫徇私。頒布法令以后得以順利貫徹執行，使用賞罰是唯一有效的辦法，因為人性重利，只有嚴格實行賞罰，才能使之“畏其威而歸其利”。而要進行賞罰，就要審合刑名，使賞罰符合法令的規定。他還指出，法要不分貴賤，一律遵守“法不阿貴，繩不撓曲。法之所加，智者弗能辭，勇者弗敢爭。刑過不避大臣，賞善不遺匹夫。”（《有度》）以“法治”代替“禮治”的思想，有一定進步意義。

韓非認為，“術”是實現法治的手段。君主要掌握政權，使臣屬貫徹法令來實行法治，就必須具備駕馭臣屬的“術”。“法”、“術”對于君主來說是“不可一無之具”（《定法》），必須結合起來才能實行法治。因為“徒法而無術”，君主就“無術以知奸”，難以防止臣下篡位奪權、損公肥私和陽奉陰違。反之，如果“徒術而無法”（《定法》），釋法而用術，君主就喪失了判斷忠奸的標準和賞罰的依據。韓非認為“術”有兩方面的作用：一是任免和考核臣屬的辦法，即量才而用，用“循名責實”的辦法考核臣下是否忠于職守和遵守法令。獎賞名實相符的，懲罰名實不符的。他認為這是“知奸”和“禁奸”的好辦法，不僅能了解臣屬是否失職，而且可洞曉臣屬是否越權。二是說，“術”是君主藏在自己心中而不顯露出來的，掌控各種事件和駕馭臣屬的手段，用來防止臣屬篡位奪權和損公肥私，來維護君主專制。

韓非認為，君主之所以能立法和行賞罰，前提是掌握權勢。他說，勢是使人服從的政治資本。君主失去了權勢，就要君臣易位，成為臣子了。“主失勢而臣得國，主更稱暮臣。”（《孤憤》）所以他特別強調君主必須“擅勢”，必須高度集權，絕對不能與臣下“共權”（《外儲說右下》）。韓非還強調了“法”與“勢”結合，不能分離，因為有“勢”而無“法”，便不是法治而是人治了。實行人治，中人之君便無法治好天下。反之，實行法治，中人之君只要“抱法處勢”也可以治好天下，以此來闡明法治優越于人治。

第二部分主要體現了歷史進化思想。

韓非的歷史進化思想是來源于《商君書》，把人類的歷史分為“上古”、“中古”、“近古”和“當今”四世。上古之世指傳說中有巢氏構木為巢、燧人氏鉆木取火的時代。中古之世指鯀、禹治水的時代。近古之世指湯、武征伐的殷、周的時代。當今之世，指他所處的戰國時代。韓非認為，人類歷史的發展是前進的，一成不變、因循守舊、復古倒退就要鬧笑話。他認為，時代變了，治國的方法也要相應地改變，從而適應時代的要求。如果在當今之世，仍“欲以先王之政，治當世之民”，那就是“守株待兔”式的蠢人。因此，他得出結論是：“圣人不期修古，不法常可，論世之事，固為之

韓非還對歷史進化的原因作了探索。他從物質生產方面來分析歷史進化的原因，認為物質生產的發展，又促使人們之間的關系和觀念的變化。他說，上古競于道德，并不是人人都好，而是由于當時人少物多；當今人們互相爭奪，不是人的思想退步變壞，而是人多財少導致的。

韓非的歷史進化思想和他探索歷史發展的原因，既指出了變化的必然性，又指出了實行法治的必要性，說明在“當今爭于氣力”的條件下，只有用賞罰的手段進行統治，才能維持社會秩序和富國強兵，才能實現大一統。因此，歷史進化思想是他法治主張的理論基礎。

第三部分主要體現了人性好利的思想。

韓非的人性論，并非繼承荀卿的性惡論，因為荀卿認為人性好利是惡，需要改惡從善。韓非認為人性好利，無需改變，君主可以通過賞罰的手段來利用它。韓非是繼承了慎到和《商君書》的人性好利思想。他認為人的好利的本性首先出于人的本能需要，但他又指出，人性是隨著歷史發展的變化而變化的。因此，當今之世人人都好利，各種人與人的關系存在著各種不同的利害關系。至于君臣關系則更是利害關系了，他在《難一》中更具體地把它看成是一種買賣關系，說：“臣盡死力以與君市，君垂爵祿以與臣市，君臣之際，非父子之親也，計數之所出也。”這就是君臣在進行“死力”與“爵祿”交易。

韓非又指出了君與民的利害矛盾。他認為統治人民要依靠賞罰，不能依靠自愿服從，對人民必須以威力強制，他說：“民固驕于愛，聽于威”（《五蠹》）。“嚴家無悍虜而慈母有敗子，吾以此知威勢之可以禁暴，而德厚之不足以止亂也”（《顯學》）。因此，韓非主張用法來鎮壓人民。

韓非認為人性既是好利的，人與人之間的關系都是利害關系，統治者就可憑借手中的權力，運用賞罰的手段來進行統治。因此，人性好利思想，也是實行“法治”的理論基礎。

第四部分主要體現了認識論思想。

韓非認為世界是可以認識的。一是人有認識世界的能力，他說，人依賴天生的眼、耳等感覺器官和思維器官來感覺和思維客觀世界。二是天地萬物都有所以然之道、所以然之理和事物的性質、形狀，可以為人的這些器官所感覺和思維。韓非認為事物的道理是不容易認識的，要深思熟慮，而思考時，又必須完全客觀，才能

韓非還提出了檢驗認識是否合乎實際的“參驗”法，他說，檢驗一種言論是否正確，要把事物排隊，作比較研究，注意到各個方面，包括自然的天、地、物和社會的人各種因素。只有這些方面都符合的言論才是正確的。他還認為，言論是否正確，要看有沒有功用。他說，所有他們的言論都沒有“以功用為之的彀”，因而都是無用的。由此可見，認識論和他的法治主張，也是有聯系的。

第五部分主要體現了自然觀的思想。

韓非論述了道、理、德自身及其相互關系，他說，道是自然界及其總規律，理是區別萬物的特殊規律。他還說，各種不同的事物，各有其特殊規律，所有萬物的特殊規律的總和，體現出了世界的根本的總規律。韓非又認為自然界萬物所得于“道”而成為自己的內在性質的，是“德”。“德”是從“道”那里得來的，所以“德”是“道”的體現。

韓非認為，天沒有意志。他說：“若天若地，孰疏孰親？”（《揚權》）“非天時，雖十堯不能。冬生一穗。”（《功名》）他發揮了荀子制天命而用之的思想，強調人為的必要性和重要性，認為自然物可以被人類運用工具去改造，并以這種看法去論證他的法治主張。他反對對自然和人事任其自然的態度，而贊成積極的自覺活動。這又顯示出自然觀和他的法治主張也是相通的。

《韓非子》的影響

韓非作為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，使法家成為與儒家、道家齊名的重要學派。韓非的核心思想就是法治，他的法治思想為封建中央集權制的建立提供了理論依據，兩千多年來，他的思想成了統治階級統治天下的教科書，被長期奉為圭臬，至今還被推崇。韓非的法治思想，對中國社會產生了深遠影響。

韓非生活在秦國統一天下的前夕，秦國通過兼并戰爭，最終取得勝利，建立了君主專制的中央集權的大帝國。在中國歷史上是一個劃時代的大變革，是中央集權大統一代替群雄割據分裂的大變革，在這大變革過程中，對秦國起政治指導作用的政論家，繼公孫鞅之后就是韓非。韓非雖然在秦國沒有執過政，但是秦始皇贊賞他的著作，李斯運用過他的政論，秦二世引述過他的文章。可見，他的政論對秦國影響重大，起過重要的作用。可以說，秦國君主專制的中央集權大帝國的建立是韓非政論的具體表現。因此，在促進歷史前進、促使天下統一和制度變革中，韓非

《韓非子》就其主體而言，堪稱是一部政治學巨著，在古代文學、哲學史上也有一定地位。它主要論述君主如何才能駕馭臣民、富國強兵乃至稱王稱霸，即古人所說的“帝王之學”。當然，書中除了論述法術、權勢等主要內容外，也論述了一些君主必備的道德修養、政治策略。同時，書中還有一些韓非對人情世故的剖析與感慨。法家是與儒家、道家齊名的重要思想學派，對中國社會政治和思想學術產生了極大的影響，而《韓非子》則集法家思想之大成。宋朝名相趙普說：“半部《論語》治天下。”無獨有偶，近代著名學者章太炎稱“半部《韓非子》治天下”。兩個“半部說”合二為一，彰顯了一個時代的精神之魂。

正因為《韓非子》，對中國社會政治和思想學術產生了極大的影響，既是研究韓非及其后學的重要史料，又是我們現代人學習借鑒的第一手材料，所以今天我們編著了《韓非子精粹》一書，書中選錄了《韓非子》中廣泛流傳的大部分著名篇章，目錄仍然采用通行本的編排順序；每篇文章都按文意分段加以注釋、譯文，篇首有題解、篇尾有評析，結合當時的歷史背景，全面深入地解讀了韓非的思想。

本書的編寫以實事求是、批判繼承為指導，以思想性、歷史性、文學性、通俗性并重為原則，堅持歷史與邏輯的統一、古代思想與現代思想需要的統一、提高與普及的統一。書中有許多精辟的名言警句、膾炙人口的寓言故事，蘊含著豐富的思想內涵，值得我們現代人去學習和借鑒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