科學概論序

任鴻雋

倘若我們向一個朋友問他科學概論講的是什么東西，我們一定得著一些千差萬別的答案。有的一定說科學概論講的是科學的根本問題;有的或者說科學概論講的是科學發達的大概;再有的還要說科學概論講的是科學與其他學術或社會問題的關系。這些主張，我們覺得都不能代表科學概論的全部，但同時也不能說他不對，因為“概論”這兩個字，原來是無所不包的呵。我們曉得概論這一類著作，無論在哪一門學科里面，都在那一種學問十分發達以后，才有成功的可能。……科學在西方學術中間本來是后起之秀。在他初生的時候，他只是“自然哲學”，做哲學界的一個附庸。后來他同哲學分離了，各自向新領土去發展;但因這新領土的廣大與新奇，科學家的注意完全被新發展的事業占領去了，從來沒有一些閑暇時間去做這回顧與鳥瞰的勾當。所以科學的發達，在近百年來，可以說比什么學術都要猛厲①，但是像法學概論或文學概論一類的科學概論著作，還是不曾出現。……我們現在所要的科學概論，有兩個目的：(一)要使讀者了解科學的意義，(二)要使讀者得到科學的興趣。關于第一層，我們覺得了解科學的意義不是容易的事體。……要了解科學，我們須要先尋出科學的出發點，那就是科學的精神和科學的方法等等。其次我們要曉得的，才是科學的本身和由科學發生的種種結果，如新式的工業、農業、醫術等等。誠然，我們非在一門科學里面用功幾十年，不能真正了解科學的方法和精神，但我們若不略為認識科學的方法和觀念，要想了解一切科學事業的重要，是不可能的。關于第二層，我們要注意科學目下的狀況。……我們曉得興趣的發生，在于尋出問題，而通常教科書中采入的材料，都是不發生問題，或是有問題而認為已經解決的。例如能(energy)的一個問題，在通常教科書中只說能是不生不滅的(能量不滅的定律)，至于能的來源，能有趨于無用的傾向，與原質內能的新發見(放射質)，便不大說及了。但是這能的問題，自然是將來科學界第一個大問題。如這一類的敘述與討論，在通常的教科書中所見為缺乏的，在概論中卻不妨盡量的發揮，以了解科學的根本概念，而同時即可引起讀者的興趣。作者認定這兩個目的，著了這一部科學概論。……他很希望這本書能夠使人讀了之后，了解科學的特別性質，了解奇技淫巧不是科學，了解科學在近代學術上所占的地位，了解科學與近世生活所發生的關系。這樣一個計畫，當然有實現的可能，若不能達到這個目的，只有怪作者學力的不夠，及文章的不善，不能讓科學界目下的狀況來替我們分責了。……

選自商務印書館1926年版《科學概論》上篇

〔注釋〕　①猛厲：通“猛烈”。〔鑒賞〕　這是近代科學家任鴻雋為其著作《科學概論》所作的序言。任鴻雋(1886—1961)，字叔永，浙江吳興(今湖州)人。1908年赴日本留學。后去美國留學，獲美國康奈爾大學文理學院化學學士學位，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化學碩士學位。1915年在美國康奈爾大學創辦中國科學社，任社長，1918年中國科學社自美國遷中國后，設總社于南京高師(現名南京大學)，他歷任董事會書記、理事、社長等職，同時又與留美同學一起以美國科學促進會(AAAS)及其科學雜志為模式，創辦中國的《科學》雜志，還發行了《科學畫報》、《科學譯叢》等刊物，在各地成立了圖書館和研究所。中國科學社作為20世紀前半葉在中國覆蓋面最廣、參加人最多的科學團體，對近代科技在中國普及和發展做出了系統和奠基性的貢獻，產生了深遠持久的影響，這與任鴻雋終生堅持于中國科學傳播前沿有關。在現代中國，“科學”二字早已為人們所熟悉，但在百年前的情況并非如此。任鴻雋的青少年時代，受傳統儒學的影響，人們習慣以“格致”二字來稱呼“科學”。明末大思想家方以智，把“科學”稱為“質測之學”。他以為，人類活動所接觸到的對象(包括人類本身)都是“物”，而把人類對于“物理”的認識稱為“質測”，把研究自然科學稱為“質測之學”，將它與研究政治和倫理問題的“宰理”之學區別開來。他的這種主張，對同時代人影響很大，王夫之在《搔首問》中提出“蓋格物者，即物以窮理，惟質測為得之”的命題，又稱方以智父子的科學研究“為質測之學，誠學思兼致之實功”。到了近代，傳統的學術理念受到了沖擊。鴉片戰爭以后，隨著外族的入侵，對傳統學術體系的反思也已經出現，魏源提出要向西洋人學習先進的“船堅炮利”，大量的相關學科知識被引入中國。當時的日本先于我國接受外來西方思想的影響，所以這時中國的學者，也從日本那里間接接受西方相關思想，如“科學”一詞即是如此。明治時代日本啟蒙思想家西周使用“科學”作為“science”的譯詞，歐洲語言中該詞來源于拉丁文“scientia”，意為“知識”、“學問”，在近代側重關于自然的學問。到了1893年，康有為引進并使用“科學”二字之后，“科學”二字便在中國廣泛運用開來。任鴻雋留學日本、美國，學習化學、物理等知識，以后又成立中國科學社，創辦《科學》雜志，使“科學”這一概念不再滯留于抽象的層面，而是以社會團體與大眾媒體的具體形式呈現在人們面前。中國科學社提出“提倡科學，鼓吹實業，審定名詞，傳播知識”的宗旨;1915年1月，首期《科學》月刊發刊詞上“以傳播世界最新科學知識為職志”的宣言，均與這一時期人們的思想追求相合拍，且是引領時代潮流的。任鴻雋的《科學概論》出版時間為1926年，“科學與玄學”的論爭正在展開。任鴻雋在此書序言中，對這些時代思潮均有所涉及，但從著書者本意而言，是要撰成一本面向高中生的教科書，因為這門學問對于我們中國人來說還尚為陌生。關于科學的內涵，任鴻雋明確指出，它已經超出了“三十年前那些以船堅炮利奇技淫巧為科學”的理解層面，而是要以此作為事業的新式工業、農業、醫術領域的理論依據。在《科學概論》第一章中，任鴻雋對科學下了“科學是根據于自然現象、依論理方法的研究，發見其關系法則的有系統的智識”的定義，并據此引申道：(一)科學是有系統的智識，故人類進化史上片段的發明，如我國的指南針火藥等，雖不能不說是科學智識，但不得即為科學。(二)科學是依一定方法研究出來的結果，故偶然的發見，均不得為科學。(三)科學是根據自然現象而發見其關系法則的，所根據的是空虛的思想，如玄學、哲學，或古人的言語如經學，而所用的方法又不在發明其關系法則，而不得為科學。這里幾層意思，都是針對傳統學術中不成熟、系統性不強、或將天道與人道混為一談的觀點而言的。對于當時人們準確把握“科學”內涵是有很大幫助的。任鴻雋還由此指出，科學所關注的問題會隨著其學科進展的不同而有所改變，如關于物理學中有關“能”的介紹，目前較少提能的來源、能有趨于無用的傾向，與原質內能的新發見(放射質)等方面，而多關注于其不生不滅的(能量不滅的定律)的問題，這是因為后者已成為常識，而前者則是人們新認知的內容。任鴻雋的這一提示，顯示出他對前沿性學術的關注。作為始終關注于現實社會、民族命運的任鴻雋，曾參與辛亥革命，在這一革命發動前夕回國，擔任孫中山臨時總統府秘書，天津《民意報》總編輯。故其在言談科學之際，有一個“科學救國”的思想前提。他認為自己之所以言關注學科的前沿發展，是因為與一個民族思想的活躍，不致死氣沉沉、束縛重重有關。他在《科學概論》第二章《智識的進化》中曰：“一個民族的思想，到了這種死氣沉沉、束縛重重的情況之下，欲求翻身，是不容易的。”他還提示，西方在13世紀，有英國的羅吉爾·培根主張用實驗的方法來求真理;在16世紀，又有弗蘭西斯·培根(1561—1626)主張以事實的學問代文字的學問。他們以歸納法代演繹法，以了解自然為征服自然的手段，這也是任鴻雋所遵循的“科學”與古代相關思想所不同的地方。任鴻雋曾在1915年《科學》創刊號(第1卷第1期)上著文《說中國無科學之原因》，認為“無歸納法為無科學之大原因”。這也就是他對中國社會學術的一種反省，是他提倡“科學”的宗旨所在。對科學求真方法的提倡，是他日后為促進中國現代科學技術的發展做出重要貢獻的原因所在。任鴻雋雖然提倡“科學”與“民權”并列，但沒有走到認“科學”與人生觀等同、或推“科學”為社會主導思想的地步。他在序言中談到的是科學在西方學術中，從做哲學的附庸而逐漸地獨立，從而與哲學異同，“各自向新領土去發展”，也就是哲學與科學還是各有其自己專屬的領域的。為此，任鴻雋認為，科學的重要組成部分除了方法，還有其“精神”。但在解釋“科學精神”時，他強調的是“科學精神就是常識訓練”，并列舉科學精神的特征主要為：崇實、貴確、察微、慎斷、存疑五個方面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