作者： 楊士奇

【原文】：

洪武乙亥⁽¹⁾，余客武昌。武昌蔣隱溪先生，始吾廬陵人，年已八十余，好道家書。其子立恭，兼治儒術，能詩。皆意度闊略⁽²⁾。然深自晦匿，不妄交游，獨與余相得也。

是歲三月朔⁽³⁾，余三人者，攜童子四五人，載酒殽出游⁽⁴⁾。隱溪乘小肩輿⁽⁵⁾，余與立恭徒步。天未明，東行，過洪山寺二里許，折北，穿小徑可十里，度松林，涉澗。澗水澄徹，深處可浮小舟。傍有盤石，容坐十數人。松柏竹樹之陰，森布蒙密。時風日和暢，草木之葩爛然⁽⁶⁾，香氣拂拂襲衣。禽鳥之聲不一類⁽⁷⁾，遂掃石而坐。

坐久，聞雞犬聲。余招立恭起，東行數十步，過小岡，田疇平衍彌望，有茅屋十數家，遂造焉⁽⁸⁾。一叟可七十余歲，素發如雪，被兩肩，容色腴澤，類飲酒者。手一卷，坐庭中，蓋齊邱《化書》⁽⁹⁾。延余兩人坐。一媼⁽¹⁰⁾捧茗碗飲客。牖下有書數帙⁽¹¹⁾，立恭探得《列子》，余得《白虎通》⁽¹²⁾，皆欲取而難于言。叟識其意，曰：“老夫無用也。”各懷之而出。

還坐石上，指顧童子摘芋葉為盤，載肉。立恭舉匏壺注酒⁽¹³⁾，傳觴數行。立恭賦七言近體詩一章，余和之。酒半，有騎而過者，余故人武昌左護衛李千戶也。駭而笑，不下馬，徑馳去。須臾，具盛饌，及一道士偕來。道士岳州人劉氏。遂共酌。道士出《太乙真人圖》求詩。余賦五言古體一章，書之。立恭不作，但酌酒飲道士不已。道士不能勝，降跽謝過⁽¹⁴⁾。眾皆大笑。李出琵琶彈數曲。立恭折竹，竅而吹之⁽¹⁵⁾，作洞簫聲。隱溪歌費無隱《蘇武慢》。道士起舞蹁躚，兩童子拍手跳躍隨其后。已而道士復揖立恭曰：“奈何不與道士詩?”立恭援筆書數絕句，語益奇。遂復酌。余與立恭飲少，皆醉。

起，緣澗觀魚。大者三四寸，小者如指。余糝餅餌投之⁽¹⁶⁾，翕然聚⁽¹⁷⁾，已而往來相忘也。立恭戲以小石擲之，輒盡散不復。因共慨嘆海鷗之事⁽¹⁸⁾，各賦七言絕詩一首。道士出茶一餅，眾折而嚼之。余半餅，遣童子遺予兩人。

已而夕陽距西峰僅丈許，隱溪呼余還，曰：“樂其無已乎?”遂與李及道士別。李以卒從二騎送立恭及余。時恐晚不能入城，度澗折北而西，取捷徑，望草埠門以歸⁽¹⁹⁾。中道，隱溪指道旁岡麓顧余曰⁽²⁰⁾：“是吾所營樂邱處也⁽²¹⁾。”又指道旁桃花語余曰：“明年看花時索我于此。”

既歸，立恭曰：“是游宜有記。”屬⁽²²⁾未暇也。

是冬，隱溪卒，余哭之。明年寒食，與立恭豫約詣墓下。及期余病，不果行。未幾，余歸廬陵，過立恭宿別，始命筆追記之。未畢，立恭取讀，慟哭；余亦泣下，遂罷。然念蔣氏父子交好之厚，且在武昌山水之游屢矣，而樂無加乎此，故勉而終記之。手錄一通，遺立恭。嗚呼!人生聚散靡常⁽²³⁾，異時或相望千里之外，一展讀此文，存沒離合之感其能已于中耶⁽²⁴⁾?

既游之明年，八月戊子記。

【作者簡介】：

楊士奇(1365——1444)，初名寓，以字行，明朝泰和，(今江西泰和)人。早孤，家貧，以教授學生為生。惠帝建文初年，以史才薦入翰林院，充編纂官，參修《太祖實錄》。成祖即位后，入內閣典機務，仁宗時官至華蓋殿大學士、兵部尚書，宣宗、英宗兩朝均為臺閣重臣，與楊榮、楊溥同朝輔政，并稱“三楊”，因居第在西，稱“西楊”。后以老病告歸，卒謚文貞。

楊士奇工于詩文，為明初“臺閣體”的代表作家之一，由于位高權重而在文壇上有很大影響。他的文章平正舒緩，有《東里集》等。

【鑒賞】：

明初詩文大多頌圣應制，歌功頌德，在詩壇則以“三楊”為代表形成了臺閣之風，內容多無可取之處，楊士奇詩歌亦如此。然而他的這篇散文《游東山記》卻是情真意切，實為難得一見的佳作。

與其它游記不同，這篇作品基本沒有描寫東山的景色，而是著眼于人物的活動，而以深情貫穿始終。

乍看起來，這篇作品似乎散亂無章，事無巨細皆入筆端，作者仿佛信筆寫來，絲毫不加剪裁琢磨，敘事也似過于瑣碎。然而讀過之后卻盡掃起初的觀感，而體會到了作者的深心。

大致說來，這篇文章主旨并不在事，而在于情。使種種瑣事串連為一體而又渾然天成的正是這種情使然。作者與蔣隱溪父子為君子之交，他寫蔣氏父子的意度闊略、不妄交游正是為了突出這種知交的難能可貴，也為下文作了情緒上的鋪墊。在寫春日出游的過程中，作者不厭其煩地寫了種種小事，諸如載酒乘輿、度林涉澗、掃石靜坐之類，烘托出一種初春之際風和日麗，鳥語花香的美妙景色，渲染了一種祥和溫馨的寧靜氣氛。不難想象在這種氣氛中游者的怡然歡暢的心情。而作者又點綴以村舍取書一事，更增加了一種安樂淳厚的意味，使人疑心置身于世外桃源。

在精心布置了這一種環境之后，作者集中筆墨敘寫了朋友歡聚，飲酒賦詩之樂。中間插入李千戶及道土，使得場面頓時熱烈起來。文章也因此起了一個高潮，但見飛杯換盞，起舞蹁躚，又聞吟詩放歌之聲，琵琶竹竅之樂，文章至此，游山之樂已達極致。下面便略收一筆，雜以觀魚嚼茶之事使得熱鬧的場面又歸于平靜。接著寫黃昏返城，忽入蔣隱溪不祥之語，使本來明朗的畫面上調入了一層灰色，為下文蔣隱溪的死埋下了伏筆。

作者寫游山之樂其實都是為最后抒發感慨作準備。昔日之樂愈多，則今日之悲愈重。面對墳塋一冢，憶起先時交游之厚，能不使人悲從中來，感慨萬千?更何況作者自己也要離開武昌，回到廬陵。死者死矣，生者竟也要分離，細思起來，情何以堪!除非大徹大悟如莊周之人，否則真情猶在，卻生離死別，其發言悲戚實為情理中事。便是事不關己之讀者觀文至此，也不免心生“存沒離合之感”而欲掩卷，何況身當此境?

這樣看來，作者娓娓述說的瑣事末節中其實都是深浸著作者哀悼追憶之情，人死之后再來追記當日之事，兩相對照，更加突出了今日的痛切寥落之感，所以說作者選材敘事并非隨意為之，而是頗具深心，處處為后文作勢。

楊士奇的文章向來以平穩徐紆見長，這篇散文也不例外。作者敘事抒情都是從容寫來，不作一句激烈之語，然而在平淡安閑，不動聲色中卻蘊藏了深厚的情感，可以稱得上是“不尚藻辭，不矜麗句，詞氣安閑，首尾停穩”。他的語言也很有特色，多為短句，不加任何修飾，常常只用幾個動詞就突現出人物神情。這種句式既儉省了筆墨，讀來又頓挫流暢，明白如畫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