民治運動(節選)

惲代英

有許多人似乎是已經承認中國是死病無良醫了。所以看見國中許多亂七八糟的樣子，只是冷笑置之，完全似乎秦人之視越人肥瘠①一樣。這種毛病，許多神經已經受刺激而麻木了的，曾經為愛國運動十分宣力的人，都復不免。這成個甚么現象呢·我——亦還有許多我的朋友——都相信實在中國不是沒有救治的辦法。要救治，只有求真正民治政治的實現。要民治政治的實現，須盼望很快的喚起全國各界，一致的為民治政治發生個有效力的運動。……所以最要緊還是要喚起人民用人民的力量，建設，擁護，而監督一種為人民謀利益的政府，才是正當的解決。怎么這樣說呢·第一，只有人民自己注意他的利益，做領袖的人才有所忌憚約束，不敢做損害人民的事。靠圣君賢相是很少希望的。一部二十四史，亦很難得遇見這樣的人。第二，只有人民聯合起來的大力量是超過一切沒有抵抗的。五四之役，學生與各界的聯合，著名兇橫的徐樹錚②亦只得退步。朝鮮獨立的運動，亡國人赤手空拳的聯合，著名貪殘的日本，亦只得退步。倘若中國的人為要求民治政治，象朝鮮人那樣蜂擁起來，那些督軍巡閱使的兵，在他為他的豢養主人殺傷了幾個人民以后，一定要激發起了他的天良，他一定要歸順人民，一路倒戈相向的去威脅他的主人。因為我們的兵，究竟不是象日本兵在朝鮮一樣。他們原都是我們的骨肉兄弟。在全國激動了的時候，他們是不肯自外于國人的。如何喚起這樣的民治運動·我現在說七件要做的事，盼望每個人為中國的緣故，要盡一分力量。第一，我們要喚起人民為自己的利益而奮斗。要用哲學文學各種講演演劇的法子，打破中國人的所謂“安分”之說。我們的分，不是只受人家凌辱剝奪。我們要求自己應有的利益。青年人應有享受完全教育的權利。國民要有工作，要有維持生活安全的權利。婦女要有參與職業與公民生活的權利。公民要有監督選政，稽核預算決算以定納稅守法與否的權利。因為一般人蔽于那種荒謬不通的“安分”說，把這些權利完全忽略了，所以奸猾豪強之徒，才能夠橫行無忌，而大家不敢企圖反抗。亦仿佛還有些人，以為不應該反抗他們。第二，我們要喚起人民為奮斗而聯合。要用各種方法，去傳播聯合的福音。不是與人家說那種不痛不癢的所謂合群，要告訴他這種聯合是我們人民惟一的最大效力的武器。我們要用這打倒一切凌辱剝奪我們的奸猾豪強。我們不要空口說努力說奮斗。不要只知道向奸猾豪強的人請愿。不要只知道作說帖式的文章，盼望那一個有力的人或黨系“俯賜采擇”。我們要喚起人民為奮斗而聯合。要他知道聯合的力量。我們為人民的奮斗，總要有人民的聯合，在背后作有力的后援。我們不要靠個人或三五人的力量，與惡勢力奮斗，因那勞苦而不易成功。誠然要少數人敢于上前去沖鋒陷陣，但必須有整隊的人民，因這樣的激奮，有預備的掩護上來，才能有殺敵致果的效力。第三，我們要這種作戰的聯合，大家能受一種有紀律的訓練。我們不應當只知尊重自己的意見與便利，以造成人自為戰的現象。我們要求步伐整齊。要在比我好的意見，與我相似，乃至比我相差不多的意見面前，犧牲自己的意見，以服從團體。個性與我見的過于發展，只可以破壞作戰的團結，使敵人的地位鞏固。這不是我們的幸福。第四，我們要這種作戰的聯合，大家能注意監督領袖。我們要在戰爭的方略中，服從領袖的指導，這固然是必要的;但是我們要使每個人注意我們所以服從領袖，是因為領袖可以指導我們做有利于我們的事情。我們要監督領袖，謹防領袖利用我們，謀他自身的利益，而引我們做不利益的事。我們不要信靠領袖的人格。很少的人，不是因為有外方的督率，而能夠自己約束的。外方不注意督率，反轉陷領袖于作惡的阱坑。所以我們在民治的政治中間，要人民都能督率政府。在為民治作戰的聯合中間，要每個戰卒都能督率領袖。第五，我們要利用各種機會與目標，使這種作戰的聯合，練習作戰。從來社會的凝結，戰爭是一個重要的力量。我們不能夠靠講道理結合甚么有力的團體。我們要鼓吹反抗強權的學說，而且引他們向各種黑暗的勢力作戰。這種作戰的目標，可以是提倡教育，廢督裁兵，乃至于其他種種，總看時機之所允許，大眾之所易于接受，而引起一種有力的運動。這既是作戰的聯合一種有力的練習，而且可以使作戰的聯合，內部團結越是牢實緊固。第六，我們要引導這種作戰的聯合，向政治上戰斗。各方面零碎的解決，固然可以作練習作戰的目標;但我們不可忘記，只有向政治上戰斗，以求人民獲得政權，用人民的力量建設，擁護而監督一種為人民謀利益的政府，才真能有一種成功。所以每個為自己謀利益而作戰的聯合，我們逐漸要引他注目政治，引他求政治上的總解決。人民要赤手空拳的聯合起來，向政治上惡勢力拼死的作戰。沒有人能用我們兄弟們的軍隊，來壓服我們。因為我們的兄弟，他自己的妻子兒女，同我們受的是一樣可憐的生活待遇。第七，我們要靠這種政治上的戰斗，實現真正的民治政治。我們是要謀全體人民利益的政治，不是要謀任何優等階級利益的政治。我們是要謀建設平等互治社會的政治，不是要謀建設階級剝奪制度的政治。我們要用我們的大力打倒一切欺騙侮辱民眾的野心家。因為我們是沒有抵抗的權力，所以我們這樣的愿望是一定可以實現的。我們這可以看見，我們對于這樣似乎死病無良醫的中國，并不真是沒有救治的法子。救治中國的大力量，究竟是在人民手里，特別是在能忠心指導人民的人手里。指導人民誠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一定要純潔勇猛，自己富于感情，而且能利用群眾的感情。因為感情是行動的一個大發動力量。但是不只是要感情，一定要能思考辨識而有知識經驗材干。所以青年富于感情的人，不要以純潔勇猛，便自己滿足了。那些自命能思考辨識，而有知識經驗材干的人，特別要為中國的原故，委身以做這種運動。在這種運動中間，第一要注意群眾能受合理的指導。要知道怎樣才能指導合理，那便不可不研究社會問題與社會進化論。要知道怎樣群眾才肯承受指導，那便不可不研究群眾心理，與實務材干養成方法。第二，要注意群眾能作合理的監督，要群眾知道他有監督領袖的必要，那便不可不求公民知識的普及。要他們能夠有監督的力量，那便不可不注意他們團體的組織，與反抗強權品性的訓練。這是盼望一般還有心為中國做事的同志，同心協力向各方面宣傳的一個建議。時機危急了。我們要趕快組織作戰的軍隊，為民治政治，向一切黑暗的勢力宣戰。

原載1922年9月25日《東方雜志》19卷18號

〔注釋〕　①秦人之視越人肥瘠：出自唐·韓愈《爭臣論》：“視政之得失，若越人之視秦人之肥瘠，忽焉不加喜戚于其心。”比喻痛癢與己無關。　②徐樹錚(1880—1925)：字又錚，江蘇蕭縣(今屬安徽)人，皖系軍閥將領。1919年曾致力收復蒙古而聲名遠揚，推行段祺瑞“武力統一”政策，參與直皖戰爭和直奉戰爭。著有《建國銓真》、《視昔軒文稿》等。〔鑒賞〕　惲代英(1895—1931)，原籍江蘇武進(今屬常州)，生于湖北，武昌中華大學畢業。中國早期青年運動領導人。創辦利群書社和共存社，傳播新思想和馬克思主義。1921年加入中國共產黨，1923年起任青年團中央宣傳部長，主編《中國青年》。曾任黃埔軍校政治總教官，中共第五、第六屆中央委員，先后參加南昌起義和廣州起義，1930年在上海被捕，次年遇害。

惲代英作為五四新文化運動的精英人物，出于對當時爭權奪利、互相傾軋政壇的深惡痛絕，加上無政府主義思潮的影響，曾經明確表示“我是個痛惡政黨的人。我是個完全不相信政治運動值得我們努力的人”(《惲代英文集》上卷第226頁)。作為一個激進的民主主義者，他參加了李大釗創辦的馬克思學說研究會，1920年翻譯恩格斯《家庭、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》，次年受陳獨秀之托，譯出了考茨基的《階級斗爭》，轉而成為馬克思主義者，積極投身政黨和政治活動。1922年9月下旬，他在《東方雜志》上發表了這篇《民治運動》。惲代英基于中共“二大”對時局的精神，分析當時中國似乎是“死病無良醫”的說法，認為辛亥革命只是“海禁開后世界生活的自然結果”，但不可避免的帶有“早熟”毛病，把皇帝的偶像打破了，只是“掛個民治政治的招牌出來”。這導致了當時各種挽救時局的行動與主張紛紛出臺，如復古(袁世凱、張勛)、提倡教育、興辦實業、廢督裁兵、憲政自治、新村運動、建設好政府等等。惲代英認為這些方案均無法救中國，解決中國問題要靠民治運動。他覺得要救治中國，“只有求真正民治政治的實現。要民治政治的實現，須盼望很快的喚起全國各界，一致的為民治政治發生個有效力的運動”。只有通過民治運動才能結束中國的亂世局面，民治運動就是“喚起人民用人民的力量，建設，擁護，而監督一種為人民謀利益的政府”。在他看來，“只有人民自己注意他的利益，做領袖的人才有所忌憚約束，不敢做損害人民的事”。絕對不能寄希望于圣君賢相的自律，“只有人民聯合起來的大力量是超過一切沒有抵抗的”。文中引證五四運動對反動軍閥的沉重打擊，朝鮮人民對日本侵略的反擊，來說明人民聯合的力量之偉大。如何喚起這樣的民治運動·惲代英闡述了七點主張，宗旨為民眾的聯合。具體說來為三方面：第一，要喚起人民為自己的利益而奮斗。第二，要喚起人民為奮斗而聯合，而聯合的基礎是民眾要受一種有紀律的訓練。第三，利用各種機會練習這種作戰的聯合，引導這種聯合向著政治方面去努力，并要大家注意監督領袖。要實現真正的民主政治，他提出必須宣傳、教育人民，使之知曉、爭取自身的利益，在此基礎上，通過經濟、文化、教育等各種途徑，組織人民，聯合斗爭。他主張在運動中要監督領袖、監督政府，而人民的聯合、支持和擁護，應該是一切政黨、社會力量為人民利益奮斗的堅強后盾。當然，人民聯合斗爭的關鍵是要“向政治上戰斗”。因為“只有向政治上戰斗，以求人民獲得政權，用人民的力量建設，擁護而監督一種為人民謀利益的政府，才真能有一種成功”，才能“實現真正的民治政治”。惲代英認為，做到了真正意義上的民眾聯合，通過民治運動把人民發動起來，就能夠救中國。他特別指出“救治中國的大力量，究竟是在人民手里，特別是在能忠心指導人民的人手里”。所以，在民治運動中，“要注意群眾能受合理的指導”，要研究社會問題和學習社會進步的理論，把握群眾心理，有的放矢，做好群眾工作;還“要注意群眾能作合理的監督”，需要加強公民教育，不斷提高其知識和覺悟。文中惲代英沒有論及國民黨、孫中山及三民主義，不過他所說人民的聯合、作戰的聯合，應當含有當時正在醞釀中的國共合作之意，或者說他知曉、理解和執行了中共“二大”的精神。惲代英宣傳的民治主義，是在國內時局危機四伏的情況下，“要趕快組織作戰的軍隊，為民治政治，向一切黑暗的勢力宣戰”。他在民治運動中進行民治教育的主張，突出的是服務人民大眾的思想，有利于發動群眾參與政治，挽救時局。惲代英提出，宣傳、教育人民，使之知曉、爭取、維護自身的利益，是開展所有民治運動的前提。認為要有能力“指導群眾”，就必須“研究群眾心理”，且要引導群眾進行“合理的監督”，使群眾知道他有“監督領袖的必要”。要實現這樣的“民治”，首先要做的是“公民知識的普及”;其次，使得“他們能夠有監督的力量”，還應該“注意他們團體的組織”，以及“反抗強權品性的訓練”。這樣的認識，即便對于今天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現代建設，毫無疑問仍然有著積極的啟示和意義。而他對“中國是死病無良醫”社會議論的批駁，同樣也值得我們作出深刻的思考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