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題未定”草九

仍是上文說過的所謂《珍本叢書》之一的張岱《瑯嬛文集》，那卷三的書牘類里，有《又與毅儒八弟》的信，開首說：

“前見吾弟選《明詩存》，有一字不似鐘譚者，必棄置不??；今幾社諸君子盛稱王李，痛罵鐘譚，而吾弟選法又與前變，有一字似鐘譚者，必棄置不取。鐘譚之詩集，仍此詩集，吾弟手眼，仍此手眼，而乃轉若飛蓬，捷如影響，何胸無定識，目無定見，口無定評，乃至斯極耶？蓋吾弟喜鐘譚時，有鐘譚之好處，盡有鐘譚之不好處，彼蓋玉常帶璞，原不該盡視為連城；吾弟恨鐘譚時，有鐘譚之不好處，仍有鐘譚之好處，彼蓋瑕不掩瑜，更不可盡棄為瓦礫。吾弟勿以幾社君子之言，橫據胸中，虛心平氣，細細論之，則其妍丑自見。奈何以他人好尚為好尚哉！……”

這是分明的畫出隨風轉舵的選家的面目，也指證了選本的難以憑信的。張岱自己，則以為選文造史，須無自己的意見，他在《與李硯翁》的信里說：“弟《石匱》一書，沘筆十余載，心如止水秦銅，并不自立意見，故下筆描繪，妍媸自見，敢言刻劃，亦就物肖形而已。……”然而心究非鏡，也不能虛，所以立“虛心平氣”為選詩的極境，“并不自立意見”為作史的極境者，也像立“靜穆”為詩的極境一樣，在事實上不可得。數年前的文壇上所謂“第三種人”杜衡輩，標榜超然，實為群丑，不久即本相畢露，知恥者皆羞稱之，無待這里多說了；就令自覺不懷他意，屹然中立如張岱者，其實也還是偏倚的。他在同一信中。論東林云：

“……夫東林自顧涇陽講學以來，以此名目，禍我國家者八九十年，以其黨升沉，用占世數興敗，其黨盛則為終南之捷徑，其黨敗則為元祐之黨碑?！w東林首事者實多君子，竄入者不無小人，擁戴者皆為小人，招徠者亦有君子，此其間線索甚清，門戶甚迥。……東林之中，其庸庸碌碌者不必置論，如貪婪強橫之王圖，奸險兇暴之李三才，闖賊首輔之項煜，上箋勸進之周鐘，以致竄入東林，乃欲俱奉之以君子，則吾臂可斷，決不敢徇情也。東林之尤可丑者，時敏之降闖賊曰，‘吾東林時敏也’，以冀大用。魯王監國，蕞爾小朝廷，科道任孔當輩猶曰，‘非東林不可進用’。則是東林二字，直與蕞爾魯國及汝偕亡者。手刃此輩，置之湯鑊，出薪真不可不猛也?！?/p>

這真可謂“詞嚴義正”。所舉的群小，也都確實的，尤其是時敏，雖在三百年后，也何嘗無此等人，真令人驚心動魄。然而他的嚴責東林，是因為東林黨中也有小人，古今來無純一不雜的君子群，于是凡有黨社，必為自謂中立者所不滿，就大體而言，是好人多還是壞人多，他就置之不論了?；蛘哌€更加一轉云：東林雖多君子，然亦有小人，反東林者雖多小人，然亦有正士，于是好像兩面都有好有壞，并無不同，但因東林世稱君子，故有小人即可丑，反東林者本為小人，故有正士則可嘉，苛求君子，寬縱小人，自以為明察秋毫，而實則反助小人張目。倘說：東林中雖亦有小人，然多數為君子，反東林者雖亦有正士，而大抵是小人。那么，斤量就大不相同了。

謝國楨先生作《明清之際黨社運動考》，鉤索文籍，用力甚勤，敘魏忠賢兩次虐殺東林黨人畢，說道：“那時候，親戚朋友，全遠遠的躲避，無恥的士大夫，早投降到魏黨的旗幟底下了。說一兩句公道話，想替諸君子幫忙的，只有幾個書呆子，還有幾個老百姓?！?/p>

這說的是魏忠賢使緹騎捕周順昌，被蘇州人民擊散的事。誠然，老百姓雖然不讀詩書，不明史法，不解在瑜中求瑕，屎里覓道，但能從大概上看，明黑白，辨是非，往往有決非清高通達的士大夫所可幾及之處的。剛剛接到本日的《大美晚報》，有“北平特約通訊”，記學生游行，被警察水龍噴射，棍擊刀砍，一部分則被閉于城外，使受凍餒，“此時燕冀中學師大附中及附近居民紛紛組織慰勞隊，送水燒餅饅頭等食物，學生略解饑腸……”誰說中國的老百姓是庸愚的呢，被愚弄誆騙壓迫到現在，還明自如此。張岱又說：“忠臣義士多見于國破家亡之際，如敲石出火，一閃即滅，人主不急起收之，則火種絕矣。”（《越絕詩小序》）他所指的“人主”是明太祖，和現在的情景不相符。

石在，火種是不會絕的。但我要重申九年前的主張：不要再請愿！

十二月十八——十九夜