初夏，告別歙州的那天，或者說停留歙州的最后一天，早上起來，窗外還是和昨晚一樣，夏雨瀟瀟，不休不止，晶亮的水花打在窗沿上，陽臺上，隨即又濺在書桌上和我的睫毛上，停留了四年的生存空間頃刻間濕意氤氳。平時整潔的生存秩序，被生吞活剝地拆散、組合、遷移，剩余的，則撒落滿地……

在“八山半水半分田，一分道路和莊園”的徽州，歙州這座縣城算最大的了。歙州，也就是現在皖南的歙縣，是古徽州府治所在地，是徽文化和國粹京劇的發(fā)源地，這很多人都知道。我之所以還謂之為歙州，是因為在我的思想深處，歙州可能更接近自己潛意識里希冀的一些東西，尤其是自己在歙州停留的時間長了以后。盡管我潛意識里希冀的東西，是零碎的，不完整的。

我在歙州停留的空間小且陳舊，應是上世紀八十年代初期的，一室一廳一廚一衛(wèi)，約五十平米。那個年代人的心肺里，還沒有吸取過多的陰霾和酒精，空間雖窄但異常堅固，堅硬的磚質墻面，水泥釘也無法鑿進，不像現在的很多墻面，主人今天搬進去，明天就有縫線了。我只有盲目地摸索著尋找磚塊間的隙縫鑿眼，這給我們拉繩掛個毛巾衣帽什么的，增加了不少難度。

在停留歙州之前，我對歙州是陌生的，雖然之前到過兩次。第一次是去枇杷之鄉(xiāng)“三潭”時路過縣城，在練江橋頭有過短暫的停留。大橋如虹，橫跨兩岸，水色清悠，岸柳依依，空間朗闊，印象不錯。第二次是帶隊參加市作協在披云山莊開的一個年會，沒出門，吃罷中飯就回了。

我是在停留了歙州數個周末之后，才知道我停留的“天靈小區(qū)”的大致方位：地勢應是最高的，在歙州東部的斗山上，其南面就是古老的斗山街，出了斗山街就是歙州最熱鬧的大北街，再往前走，就是徽州府衙了。斗山街是徽商故里，據說其名得于所依之斗山，因七丘相連，狀如北斗七星排列，故名之。小區(qū)的東面是問政山，雖不高，但山勢如翔鸞舞鳳，宛若一道天然屏障守護城東。這問政山，是我停留歙州之前知道的歙州周圍唯一的山。斗山街，我是知道的，但我并不知道還有個斗山，不知道斗山街是因為落在斗山而得名的。這是常識，我真是個有點兒腦殘的至少是個不動腦子的人。我的前門，是西北方向，出門左拐后右轉，就是百年名校——徽州師范的南門，就是我們無數次上下往返的府學街，清一色墨綠色長條石板鋪就，原汁原味，古色古香，但很陡，三米見寬，兩車交會就是車技的比拼，但勝出的大多為歙州人。歙州人車技精湛，從你身邊呼嘯而過時，擦衣，但絕不會傷皮，還能從頭到尾緊貼著徽州師范的古城墻停放，車與墻之距不會超過一件衣服的厚度。

和現代化的家居相比，我停留的空間實則就是一間蝸居，但經過我們精心打理，依然整潔、溫馨。床鋪和桌椅板凳、簡易衣櫥、書櫥、碗櫥等必備家具，都是新買的。堅硬的墻壁依然雪白，我的名叫藝的女兒，掛上了畫家梵高、詩人顧城等人的舊色的畫報，當然，也有一些素雅點的，在山水間倏然能蹦出幾行詩句;她還用毛筆在墻壁上寫上“希望你所在的城市/有暖陽/有清風/有醉酒/還有人說愛你/不離不棄”等詩句，這還不夠，還在廚房的并不光明的墻壁上，配上了彩色插圖，以增其亮色和味覺。當然，這梵高和顧城的畫報，后來都下了。陪讀的外婆對藝說，把墻上那個長大紅胡子的老頭子給下了，聽說還瘋癲癲的，一人在家，怕死人的; 藝下顧城的畫時，說，我喜歡他的詩，但，他，畢竟，死了。后來她換上了云南的針繡風情畫，還有樸樹的海報，但還是貼上了她寫的、我抄在一張練習頁上的詩《致顧城》，最后一段是“如今，我用五塊錢買來你的畫報/有陽光的日子/你的黑眼睛，連著所有的墻面/都筑成了孤島”。

人生中的諸多事情都是難以意料的，沒想到，自己到了知天命的年輪，竟在這間蝸居里消耗了除寒暑假之外的大部分周末，四個春秋在這里輪回，也的確不算短了。

從我所在的黃山之北到歙州，不急不徐一小時二十五分鐘車程，開始是周五晚上走，后大都是周六起早去，一律周一早晨趕回。車子常在練江橋上穿過，在古城墻下馳行。對這座徽州古城由陌生、惶惑而逐漸熟悉，但，親切，有點兒難，只有見到了蝸居，關上了房門，親切，才如一股溫暖的暗流，在心窩里輕輕地涌動。

蝸居的正間，朝南有一扇窗，但窗外是相對封閉的小區(qū)走廊，光線不好，會客不行（也無客可會），我便在窗下為自己支一張床，權當半個臥室。靠在床頭上，我想過很多次，我周而復始地在這里住著，算什么或叫什么呢。最終憋出了“停留”二字。繼之我又想，類似于我這樣的停留，一點也不奇怪。盡管其原因不同，其目的不同，但既為租住，就不長久，就是停留;既為停留，無論多長，最終還是要走的。唐宋時期，李白、白居易、蘇軾等在郊外或異地都有過長短不一的停留。漂浮不定的民國年間，停留，更是不少文人的一種選擇。魯迅和他的母親曾在北京西城磚塔胡同61號停留，后又和許廣平在上海某處停留多年;冰心一家，光在北京東城鐵獅子胡同剪子巷就停留了16年;還有同時在三所大學任教、月薪600大洋的徐志摩，曾攜陸小曼在上海某處長期停留等等。而我等百姓在一處停留，就是再正常不過的事了。在文化和教育大縣歙州，像我這樣在這里停留的，為數不少。

民以食為天，在異地的歙州，菜則顯得尤為重要。周未的頭等大事是就近買菜。我常去的地方是臺克隆超市，怎么叫“臺克隆”，我不知道，也不去管它。我?guī)缀跏煜ち诉@家規(guī)模并不算小的超市的布局和品種。若買得簡單點，就去府學街下面的一個小攤點。賣菜的是一個小巧玲瓏的中年女子，瓜子臉上，俊而銳氣，手腳利索，算賬麻快，她不會少你半兩，但也絕不會因為你沒有零錢，而允許你少她一毛。后來我發(fā)現，在歙州買菜，買所有的東西，都是這樣的。如果時間寬裕，我也去歙州的大菜市。大菜市人聲鼎沸，空間大多了，置身其中，恍惚間，我也成了歙州人，見到徽州火腿、臘肉、臭桂魚什么的，還有鴨板琴、野小蒜等我小時候常采摘的野菜，腳板仿佛被釘往了，常常邁不開腿，走不動路。我的血管里，有一半還流淌著古徽州的血液。

買菜不僅僅是差事，尤其是在異鄉(xiāng)，尤其是在陽光燦爛的日子，尤其是對像我這樣的人，對像我這樣的整天身居辦公大樓、常被忽冷忽熱的大氣層壓得沉默寡言的人，是一種難得的休閑、放松和釋懷，故而常常“迷途難返”，以至于我常常接到內人打自蝸居的電話，你是去北京了呢，還是去上海買菜了？藝，如不是隨我出行，也會打來電話，如此效顰。好在其大都隨我左右，形影不離，在陰郁或寒冷的日子里，身邊還真是時 有清風時有暖陽。

買菜回到蝸居，就是打理中晚兩餐飯了。這伙夫的活，我是精心投入的，不是圖“露一手”的新鮮，更不是濫竽充數。屈指算來，我做伙夫的歷史，已有二三十年了，早年在故鄉(xiāng)的鄉(xiāng)政府上班時便牛刀小試。那次，我們風塵仆仆地撲滅了一場山火歸來后，我掌勺用大鐵鍋燒了一個大火鍋——豬肉、腌菜燒豆腐，吃得大伙至今見了面還津津樂道，說現在吃遍萬店千家，就是吃不出當年我燒的腌菜燒豆腐的味兒。其實，燒那個鍋子真沒什么技藝元素，充其量就是煮熟進味而已。我發(fā)現，在文藝圈內，充當伙夫的角色還真是不少，遠古的不說，當代的就有汪曾祺、賈平凹和車前子等，還有寫《煮婦日記》的女作家殳俏等，據說我們安徽的胡竹峰也是。但也有連面條都不會下的，連飯都煮不熟的，反差甚大。我也是在這個圈子里混了多年飯吃的人，我相信作家花如掌燈曾說過的一句話：一個作家，抑或僅僅就是喜歡舞文弄墨的人，怎么可能會做不出幾個菜呢？多年來，對自己的文字，總有諸多不滿，但對自己的廚藝，滿意度要比自己迂腐的文字高很多。我做的菜，數量和品種都不多，但注重葷與素的搭配、辛辣與清淡的搭配和醬色與青色的搭配，并盡可能做到中餐與晚餐的菜不重復，今天和明天的菜不雷同。在蝸居里，我們三四個人，大多是三菜或四菜一湯。我們用的是一張折疊式小圓桌，平時靠墻放，吃飯時便將其移至大床前，各據一方。藝的18周歲生日，便是在這張小圓桌上過的。那晚是周二，桌上有臘肉，有臭桂魚，還有可樂和土泥燒。在歙州停留的時光，有一半就是這樣消磨掉了。

蝸居的里間朝南，最大，光線也最好，是真正的正間，左邊是一扇大窗戶，右邊是一扇門，門外還有個陽臺。這個正間既是主臥室，又是客廳、餐廳和書房。窗戶下，是一張小書桌，窗外，則是歙州的藍天和白云，風霜和雨雪。這窗內與窗外，構成了藝花雨季節(jié)獨立的空間和世界。她雜亂不堪的與其自身形象和文字反差極大的抽屜，尤其是軟綿綿的疲憊不堪的書本，不再讓我翻動，但我知道，除了學業(yè)外，她還略顯青澀的思想和情懷，都是在這里放飛的，其詩集《藍》中的一半作品，都是在這個窗戶下形成骨血和生命的。推窗有蝶。我知道，她很早就需要這樣一扇窗戶，未來歙州之前，她在心里就說，她需要“一扇淺藍色的，蕩漾著夢幻的窗戶。遙遠的窗外，花開如火”。而到了歙州后，正是這扇窗戶，填補了她成長歲月中的很多空白。這也正是我們打破常規(guī)、權衡再三后，最終選擇在歙州停留的原因所在。半個月前，我在翻找一本書時，無意中翻到藝的一本封面如書的日記本，上面有一段話：我美好的時光是在古城的后兩年，那是又清又淺的兩年，穿花裙子，節(jié)制而自律，吃素抄經，內心清淡，在黃昏寫詩，在夜晚的陽臺上看煙火……

除了買菜上街外，那就是陪藝上大北街走一圈。從蝸居到大北街，也就一里多路，穿過斗山街即到。出門左下數十米便是斗山街的北門，青石門楣上的“斗山街”三個字，我是認得的，但和外地游客讀得不同。他們抬頭一看，脫口而出“斗兇街”，或一字一句、一板一眼道：斗——兇——街。邊上開店的歙州婦人便笑，我們也笑。但不足為奇，隸書的山字，當然可以變“兇”。再說，現在的斗山街雖然還是古墻高聳、古巷幽幽、庭院深深，但早已風平浪靜，徽燈高懸，那口曾在清末民初的某個時期恐怖一時的幽秘的蛤蟆井，也是干干凈凈、清清冽冽的，整條街早已無鬼可捉、無兇可斗了。

大北街是商業(yè)街，歙州人流最密集的地方，尤其是周末。藝雖然戴著度數不淺的近視眼鏡，但看各色衣裙和鞋子的眼神依然通透、犀利且特別。當然，我們最后要去的，是位于古城門口許國石坊北側的陽和書店。每次去，停留的時間都不會太短……

除買菜買書外，我就閉門不出了。留給自己的時間，就是捧讀一本書刊。雨天，我坐在藤椅上讀，或搬把小木椅，坐在光線好的有陽臺的門邊讀，這是我停留歙州時最平和、安詳和靜美的時光。我將手機調成震動或靜音，來自黃山之北的電話基本不接。雨天，我坐在桌邊的藤椅上看，無論是秋雨綿綿，還是春雨蒙蒙，亦無論是點點滴滴，還是淅淅瀝瀝，都是從天上、從地下、從心里流淌出來的一股清泉、一支曲子，透過窗戶涌入，滋潤并撫慰著歲月給自己的身心留下的皺褶和傷痕。這種傷痕，在生存之地沒有回憶的空間，只有在歙州，在這個時候，可以放心地張開，裂出，溢出血來，粉紅、鮮紅或紫紅，但遠沒有當年那么疼痛了，有點，也沒什么，因為手上捧的本是一帖馥郁的可以止血療傷的中藥。天氣好的時候，歙州的陽光從問政山傾斜下來，我蝸居的陽臺，僅兩個平米的老式陽臺，頓時燦爛起來，這個時候，我會從室內轉至陽臺，不僅看一本書，還看掛在陽臺墻壁上的少許的臘肉、香腸、臘雞腿，還有藝從菜市場買來的一盆盆花卉。不知怎的，這些花卉無論怎么侍弄，養(yǎng)的時間都不長，也許它們都是有預感的。

史上不少文人都有“避世”的心理。我也算是半個文人吧。說是停留歙州，倒不如說是躲在歙州。之前我曾說，我可以躲在歙州靜心寫幾個字了。看來，躲著，只是人們一時看不見而已，躲著，心，并不能完全靜著，心的動與靜、急與緩、憂與喜，最終還是躲不了的，還得靠自我調整。所謂心靜地自偏或心靜自然涼，說的就是這個道理吧。但像我等喜歡獨處的沉默的人，在這個無處可逃的社會，除了生存地外，還有一處遮風擋雨的躲藏之地，已是一件幸運的事了。當然，我這種躲避，不是《傷逝》中涓生的那種因為經濟的困頓，因為社會、家庭、情感的困惑與無奈。涓生和子君為了美好的愛情，義無反顧地停留在北京的吉兆胡同里，最后子君走了，涓生留下了“只為了愛，盲目的愛，而把人生的要義全盤忽視了”的手記。于我而言，更多的是尋求一方凈土，安放自己越來越疲倦的靈魂，有一刻之悅、一時之靜、一地之幽，已經很滿足了。

每個周末，周六的晚上我都睡得很踏實，早上醒來，穿過中間和外間的兩扇門，一眼就能看見外面的老式陽臺。陽臺是光明的，無論陽臺上的花是開的還是謝了，都是光明的，是早晨的那種鮮活的不曾染塵的光明，那一刻，我的心里是透徹的，一周中難得的透徹。而周日的晚上則難睡安穩(wěn)，尤其是在寒冷的冬夜，尤其是到了下半夜，我對我身下的那張床，那張頭頂窗戶的新木床，有一種特別的依戀，希望我頭頂上的窗戶永遠是黑暗的，因為“天亮，就出發(fā)”，不少時候，天沒亮，就出發(fā)了。因此，我想在這種黑暗中多停留一會的愿望十分迫切。我第一次發(fā)現，在人生的某個時刻，黑暗竟是安謐的，溫暖的，尤為美好和珍貴的。

在歙州，我?guī)缀鯖]做過什么夢。但在停留或說告別歙州的最后一個晚上，我做了一個夢：我停留或告別的歙州，徽州府衙上飄著一面金黃色的旗幟，一個大寫的“宋”字，在風中招展，隨即，古城墻上，大北街上，斗山街上，還有“古歙三橋”上，都飄揚著無數面金黃色的旗幟…… 夢總是零碎的，不完整的，就像我謂歙縣為歙州的理由一樣。

醒來時，天微亮，窗外，夏雨瀟瀟，不休不止…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