從孩子的照相說起

因為長久沒有小孩子，曾有人說，這是我做人不好的報應，要絕種的。房東太太討厭我的時候，就不準她的孩子們到我這里玩，叫作“給他冷清冷清，冷清得他要死！”但是，現在卻有了一個孩子，雖然能不能養大也很難說，然而目下總算已經頗能說些話，發表他自己的意見了。不過不會說還好，一會說，就使我覺得他仿佛也是我的敵人。

他有時對于我很不滿，有一回，當面對我說：“我做起爸爸來，還要好……”甚而至于頗近于“反動”，曾經給我一個嚴厲的批評道：“這種爸爸，什么爸爸？！”

我不相信他的話。做兒子時，以將來的好父親自命，待到自己有了兒子的時候，先前的宣言早已忘得一干二凈了。況且我自以為也不算怎么壞的父親，雖然有時也要罵，甚至于打，其實是愛他的。所以他健康，活潑，頑皮，毫沒有被壓迫得瘟頭瘟腦。如果真的是一個“什么爸爸”，他還敢當面發這樣反動的宣言么？

但那健康和活潑，有時卻也使他吃虧，九一八事件后，就被同胞誤認為日本孩子，罵了好幾回，還挨過一次打——自然是并不重的。這里還要加一句說的聽的，都不十分舒服的話：近一年多以來，這樣的事情可是一次也沒有了。

中國和日本的小孩子，穿的如果都是洋服，普通實在是很難分辨的。但我們這里的有些人，卻有一種錯誤的速斷法：溫文爾雅，不大言笑，不大動彈的，是中國孩子；健壯活潑，不怕生人，大叫大跳的，是日本孩子。

然而奇怪，我曾在日本的照相館里給他照過一張相，滿臉頑皮，也真像日本孩子；后來又在中國的照相館里照了一張相，相類的衣服，然而面貌很拘謹，馴良，是一個道地的中國孩子了。

為了這事，我曾經想了一想。

這不同的大原因，是在照相師的。他所指示的站或坐的姿勢，兩國的照相師先就不相同，站定之后，他就瞪了眼睛，機攝取他以為最好的一剎那的相貌。孩子被擺在照相機的鏡頭之下，表情是總在變化的，時而活潑，時而頑皮，時而馴良，時而拘謹，時而煩厭，時而疑懼，時而無畏，時而疲勞……照住了馴良和拘謹的一剎那的，是中國孩子相；照住了活潑或頑皮的一剎那的，就好像日本孩子相。

馴良之類并不是惡德。但發展開去，對一切事無不馴良，卻決不是美德，也許簡直倒是沒出息。“爸爸”和前輩的話，固然也要聽的，但也須說得有道理。假使有一個孩子，自以為事事都不如人，鞠躬倒退；或者滿臉笑容，實際上卻總是陰謀暗箭，我實在寧可聽到當面罵我“什么東西”的爽快，而且希望他自己是一個東西。

但中國一般的趨勢，卻只在向馴良之類——“靜”的一方面發展，低眉順眼，唯唯諾諾，才算一個好孩子，名之曰“有趣”。活潑，健康，頑強，挺胸仰面……凡是屬于“動”的，那就未免有人搖頭了，甚至于稱之為“洋氣”。又因為多年受著侵略，就和這“洋氣”為仇；更進一步，則故意和這“洋氣”反一調：他們活動，我偏靜坐；他們講科學，我偏扶乩；他們穿短衣，我偏著長衫；他們重衛生，我偏吃蒼蠅；他們壯健，我偏生病……這才是保存中國固有文化，這才是愛國，這才不是奴隸性。

其實，由我看來，所謂“洋氣”之中，有不少是優點，也是中國人性質中所本有的，但因了歷朝的壓抑，已經萎縮了下去，現在就連自己也莫名其妙，統統送給洋人了。這是必須拿它回來——恢復過來的——自然還得加一番慎重的選擇。

即使并非中國所固有的罷，只要是優點，我們也應該學習。即使那老師是我們的仇敵罷，我們也應該向他學習。我在這里要提出現在大家所不高興說的日本來，他的會摹仿，少創造，是為中國的許多論者所鄙薄的，但是，只要看看他們的出版物和工業品，早非中國所及，就知道“會摹仿”決不是劣點，我們正應該學習這“會摹仿”的。“會摹仿”又加以有創造，不是更好么？否則，只不過是一個“恨恨而死”而已。

我在這里還要附加一句像是多余的聲明：我相信自己的主張，決不是“受了帝國主義者的指使”，要誘中國人做奴才；而滿口愛國，滿身國粹，也于實際上的做奴才并無妨礙。

8月7日

【導讀】

放他們到寬闊光明的地方去

“小紅，小象，小紅象，

小象，小紅，小象紅；

小象，小紅，小紅象，

小紅，小象，小紅紅。”

有時又改口唱仄仄平平平仄仄調：

“吱咕，吱咕，吱咕咕呀！

吱咕，吱咕，吱吱咕

吱咕，吱咕……吱咕咕，

吱咕，吱咕，吱咕咕。”

“一遍又一遍，十遍二十遍，孩子在他兩手造成的小搖籃里安靜地熟睡了。有時聽見他也很吃力，但是總不肯變換他的定規，好像那雄鴿，為了哺喂小雛，就是嘴角被啄破也不肯放開它的責任似的。”

這個細膩慈愛的男人究竟是誰？也許出乎你的意料，他正是魯迅先生。早在1919年，魯迅就發表過一篇著名的文章《我們現在怎樣做父親》。他認為，兒童有別于中國封建文化中的“奴之子”和西方文化中的“神之子”，應理解為“人之子”。兒童不是“縮小的成人”，應當理解、指導而不是命令他們。他還呼吁家長“自己背著因襲的重擔，肩住了黑暗的閘門”，“放他們到寬闊光明的地方去；此后幸福的度日，合理的做人”。

十年后，魯迅唯一的兒子周海嬰降臨人間，從此，魯迅的兒童教育觀由抽象變得具體起來，玩具、識字、圖書，甚至照相都進入了他的文字。他一直在以“立人”的標準審視著與兒童相關的人和事，常發出一針見血的質疑。照相，在手機高速發展的今天，已經變成隨手可為的易事，“拍”往往只是“為了拍”，照片則未必能想起或細看。然而，魯迅卻從給孩子的照相中發現了一個奇怪的現象：“中國和日本的小孩子，穿的如果都是洋服，普通實在是很難分辨的。但我們這里的有些人，卻有一種錯誤的速斷法：溫文爾雅，不大言笑，不大動彈的，是中國孩子；健壯活潑，不怕生人，大叫大跳的，是日本孩子。”尋根究源，魯迅將目光聚集在攝影師身上，孩子都有活潑的天性，中國攝影師偏好“馴良和拘謹的一剎那”，日本攝影師則偏愛“活潑或頑皮的一剎那”。這一發現讓魯迅陷入了沉思，他認識到，“馴良之類并不是惡德。但發展開去，對一切事無不馴良，卻決不是美德，也許簡直倒是沒出息”，中國兒童的“洋氣”未得到充分保護，因為“歷朝的壓抑，已經萎縮了下去”，不如將目光轉向國外，在摹仿中創造屬于中國兒童的“洋氣”。寫文章要學會“以小見大”“抽絲剝繭”，《從孩子的照相說起》可作學習的典范。

海嬰小時候又是怎樣的呢？讀一讀魯迅給山本初枝信中的一段話：

“男孩子大都是欺負媽媽的，我們的孩子也是這樣；非但不聽媽媽的話，還常常反抗。及至我也跟著一道說他，他反倒覺得奇怪：‘為什么爸爸這樣支持媽媽呢？’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