憶韋素園君

我也還有記憶的，但是，零落得很。我自己覺得我的記憶好像被刀刮過了的魚鱗，有些還留在身體上，有些是掉在水里了，將水一攪，有幾片還會翻騰，閃爍，然而中間混著血絲，連我自己也怕得因此污了賞鑒家的眼目。

現在有幾個朋友要紀念韋素園君，我也須說幾句話。是的，我是有這義務的。我只好連身外的水也攪一下，看看泛起怎樣的東西來。

怕是十多年之前了罷，我在北京大學做講師，有一天。在教師豫備室里遇見了一個頭發和胡子統統長得要命的青年，這就是李霽野。我的認識素園，大約就是霽野紹介的罷，然而我忘記了那時的情景。現在留在記憶里的，是他已經坐在客店的一間小房子里計劃出版了。

這一間小房子，就是未名社。

那時我正在編印兩種小叢書，一種是《烏合叢書》，專收創作，一種是《未名叢刊》，專收翻譯，都由北新書局出版。出版者和讀者的不喜歡翻譯書，那時和現在也并不兩樣，所以《未名叢刊》是特別冷落的。恰巧，素園他們愿意紹介外國文學到中國來，便和李小峰商量，要將《未名叢刊》移出，由幾個同人自辦。小峰一口答應了，于是這一種叢書便和北新書局脫離。稿子是我們自己的，另籌了一筆印費，就算開始。因這叢書的名目，連社名也就叫了“未名”——但并非“沒有名目”的意思，是“還沒有名目”的意思，恰如孩子的“還未成丁”似的。

未名社的同人，實在并沒有什么雄心和大志，但是，愿意切切實實的，點點滴滴的做下去的意志，卻是大家一致的。而其中的骨干就是素園。

于是他坐在一間破小屋子，就是未名社里辦事了，不過小半好像也因為他生著病，不能上學校去讀書，因此便天然的輪著他守寨。

我最初的記憶是在這破寨里看見了素園，一個瘦小，精明，正經的青年，窗前的幾排破舊外國書，在證明他窮著也還是釘住著文學。然而我同時又有了一種壞印象，覺得和他是很難交往的，因為他笑影少。“笑影少”原是未名社同人的一種特色，不過素園顯得最分明，一下子就能夠令人感得。但到后來，我知道我的判斷是錯誤了，和他也并不難于交往。他的不很笑，大約是因為年齡的不同，對我的一種特別態度罷，可惜我不能化為青年，使大家忘掉彼我，得到確證了。這真相，我想，霽野他們是知道的。

但待到我明白了我的誤解之后，卻同時又發見了一個他的致命傷：他太認真；雖然似乎沉靜，然而他激烈。認真會是人的致命傷的么？至少，在那時以至現在，可以是的。一認真，便容易趨于激烈，發揚則送掉自己的命，沉靜著，又嚙碎了自己的心。

這里有一點小例子。——我們是只有小例子的。

那時候，因為段祺瑞總理和他的幫閑們的迫壓，我已經逃到廈門，但北京的狐虎之威還正是無窮無盡。段派的女子師范大學校長林素園，帶兵接收學校去了，演過全副武行之后，還指留著的幾個教員為“共產黨”。這個名詞，一向就給有些人以“辦事”上的便利，而且這方法，也是一種老譜，本來并不希罕的。但素園卻好像激烈起來了，從此以后，他給我的信上，有好一晌竟憎惡“素園”兩字而不用，改稱為“漱園”。同時社內也發生了沖突，高長虹從上海寄信來，說素園壓下了向培良的稿子，叫我講一句話。我一聲也不響。于是在《狂飆》上罵起來了，先罵素園，后是我。素園在北京壓下了培良的稿子，卻由上海的高長虹來抱不平，要在廈門的我去下判斷，我頗覺得是出色的滑稽，而且一個團體，雖是小小的文學團體罷，每當光景艱難時，內部是一定有人起來搗亂的，這也并不希罕。然而素園卻很認真，他不但寫信給我，敘述著詳情，還作文登在雜志上剖白。在“天才”們的法庭上，別人剖白得清楚的么？——我不禁長長的嘆了一口氣，想到他只是一個文人，又生著病，卻這么拼命的對付著內憂外患，又怎么能夠持久呢。自然，這僅僅是小憂患，但在認真而激烈的個人，卻也相當的大的。

不久，未名社就被封，幾個人還被捕。也許素園已經咯血，進了病院了罷，他不在內。但后來，被捕的釋放，未名社也啟封了，忽封忽啟，忽捕忽放，我至今還不明白這是怎么的一個玩意。

我到廣州，是第二年——一九二七年的秋初，仍舊陸續的接到他幾封信，是在西山病院里，伏在枕頭上寫就的，因為醫生不允許他起坐。他措辭更明顯，思想也更清楚，更廣大了，但也更使我擔心他的病。有一天，我忽然接到一本書，是布面裝訂的素園翻譯的《外套》。我一看明白，就打了一個寒噤：這明明是他送給我的一個紀念品，莫非他已經自覺了生命的期限了么？

我不忍再翻閱這一本書，然而我沒有法。

我因此記起，素園的一個好朋友也咯過血，一天竟對著素園咯起來，他慌張失措，用了愛和憂急的聲音命令道：“你不許再吐了！”我那時卻記起了伊孛生的《勃蘭特》。他不是命令過去的人，從新起來，卻并無這神力，只將自己埋在崩雪下面的么？……

我在空中看見了勃蘭特和素園，但是我沒有話。

一九二九年五月末，我最以為僥幸的是自己到西山病院去，和素園談了天。他為了日光浴，皮膚被曬得很黑了，精神卻并不萎頓。我們和幾個朋友都很高興。但我在高興中，又時時夾著悲哀：忽而想到他的愛人，已由他同意之后，和別人訂了婚；忽而想到他竟連紹介外國文學給中國的一點志愿，也怕難于達到；忽而想到他在這里靜臥著，不知道他自以為是在等候痊愈，還是等候滅亡；忽而想到他為什么要寄給我一本精裝的《外套》?……

壁上還有一幅陀思妥也夫斯基的大畫像。對于這先生，我是尊敬，佩服的，但我又恨他殘酷到了冷靜的文章。他布置了精神上的苦刑，一個個拉了不幸的人來，拷問給我們看。現在他用沉郁的眼光，凝視著素園和他的臥榻，好像在告訴我：這也是可以收在作品里的不幸的人。

自然，這不過是小不幸，但在素園個人，是相當的大的。

一九三二年八月一日晨五時半，素園終于病歿在北平同仁醫院里了，一切計劃，一切希望，也同歸于盡。我所抱憾的是因為避禍，燒去了他的信札，我只能將一本《外套》當作唯一的紀念，永遠放在自己的身邊。

自素園病歿之后，轉眼已是兩年了，這其間，對于他，文壇上并沒有人開口。這也不能算是希罕的，他既非天才，也非豪杰，活的時候，既不過在默默中生存，死了之后，當然也只好在默默中泯沒。但對于我們，卻是值得記念的青年，因為他在默默中支持了未名社。

未名社現在是幾乎消滅了，那存在期，也并不長久。然而自素園經營以來，紹介了果戈理（N．Gogol），陀思妥也夫斯基（F ．Dostoevsky），安特列夫（L·Andreev），紹介了望·藹覃（F．vanEeden），紹介了愛倫堡（1·Ehrenburg）的《煙袋》和拉夫列涅夫（B．Lavrenev）的《四十一》。還印行了《未名新集》，其中有叢蕪的《君山》，靜農的《地之子》和《建塔者》，我的《朝華夕拾》，在那時候，也都還算是相當可看的作品。事實不為輕薄陰險小兒留情，曾幾何年，他們就都已煙消火滅，然而未名社的譯作，在文苑里卻至今沒有枯死的。

是的，但素園卻并非天才，也非豪杰，當然更不是高樓的尖頂，或名園的美花，然而他是樓下的一塊石材，園中的一撮泥土，在中國第一要他多。他不入于觀賞者的眼中，只有建筑者和栽植者，決不會將他置之度外。

文人的遭殃，不在生前的被攻擊和被冷落，一瞑之后，言行兩亡，于是無聊之徒，謬托知己，是非蜂起，既以自街，又以賣錢，連死尸也成了他們的沽名獲利之具，這倒是值得悲哀的。現在我以這幾千字紀念我所熟識的素園，但愿還沒有營私肥己的處所，此外也別無話說了。

我不知道以后是否還有記念的時候，倘止于這一次，那么，素園，從此別了！

一九三四年七月十六之夜魯迅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