新原人·境界(節選)

馮友蘭

人對于宇宙人生底覺解的程度，可有不同。因此宇宙人生，對于人底意義，亦有不同。人對于宇宙人生在某種程度上所有底覺解，因此宇宙人生對于人所有底某種不同底意義，即構成人所有底某種境界。……各人有各人的境界，嚴格地說，沒有兩個人的境界，是完全相同底。每個人都是一個體，每個人的境界，都是一個個體底境界。沒有兩個個體，是完全相同底，所以亦沒有兩個人的境界，是完全相同底。但我們可以忽其小異，而取其大同。就大同方面看，人所可能有底境界，可以分為四種：自然境界、功利境界、道德境界、天地境界。此四種境界，以下各有專章詳論，本章先略述其特征，以資比較。自然境界的特征是：在此種境界中底人，其行為是順才或順習底。此所謂順才，其意義即是普通所謂率性。我們于上章說，我們稱邏輯上底性為性，稱生物學上底性為才。普通所謂率性之性，正是說，人的生物學上底性。所以我們不說率性，而說順才。所謂順習之習，可以是一個人的個人習慣，亦可以是一社會的習俗。在此境界中底人，順才而行，“行乎其所不得不行，止乎其所不得不止”，亦或順習而行，“照例行事”。無論其是順才而行或順習而行，他對于其所行底事的性質，并沒有清楚底了解。此即是說，他所行底事，對于他沒有清楚底意義。就此方面說，他的境界，似乎是一個渾沌。但他亦非對于任何事都無了解，亦非任何事對于他都沒有清楚底意義。所以他的境界，亦只似乎是一個混沌。例如古詩寫古代人民的生活云：“鑿井而飲，耕田而食，不識不知，順帝之則。”“日出而作，日入而息，不識天工，安知帝力·”此數句詩，很能寫出在自然境界中底人的心理狀態。“帝之則”可以是天然界的法則，亦可以是社會中人的各種行為的法則。這些法則，這些人都遵奉之，但其遵奉都是順才或順習底。他不但不了解此諸法則，且亦不覺有此諸法則。因其不覺解，所以說是不識不知。但他并非對于任何事皆無覺解。他鑿井耕田，他了解鑿井耕田是怎樣一回事。于鑿井耕田時，他亦自覺他是在鑿井耕田。這就是他所以是人而高于別底動物之處。嚴格地說，在此種境界中底人，不可以說是不識不知，只可以說是不著不察。孟子說：“行之而不著焉，習矣而不察焉，終身由之，而不知其道者眾也。”①朱子說：“著者知之明，察者識之精。”不著不察，正是所謂沒有清楚底了解。有此種境界底人，并不限于在所謂原始社會中底人。即在現在最工業化底社會中，有此種境界底人，亦是很多底。他固然不是“日出而作，日入而息，鑿井而飲，耕田而食”，但他卻亦是“不識不知，順帝之則”。有此種境界底人，亦不限于只能作價值甚低底事底人。在學問藝術方面，能創作底人，在道德事功方面，能作“驚天地，泣鬼神”底事底人，往往亦是“行乎其所不得不行，止乎其所不得不止”，“莫知其然而然”。此等人的境界，亦是自然境界。功利境界的特征是：在此種境界中底人，其行為是“為利”底。所謂“為利”，是為他自己的利。凡動物的行為，都是為他自己的利底。不過大多數底動物的行為，雖是為他自己的利底，但都是出于本能的沖動，不是出于心靈的計劃。在自然境界中底人，雖亦有為自己的利底行為，但他對于“自己”及“利”并無清楚底覺解，他不自覺他有如此底行為，亦不了解他何以有如此底行為。在功利境界中底人，對于“自己”及“利”，有清楚底覺解。他了解他的行為，是怎樣一回事。他自覺他有如此底行為。他的行為，或是求增加他自己的財產，或是求發展他自己的事業，或是求增進他自己的榮譽。他于有此種種行為時，他了解這種行為是怎樣一回事，并且自覺他是有此種行為。在此種境界中底人，其行為雖可有萬不同，但其最后底目的，總是為他自己的利。他不一定是如楊朱②者流，只消極地為我，他可以積極奮斗，他甚至可以犧牲他自己，但其最后底目的，還是為他自己的利。他的行為，事實上亦可是與他人亦有利，且可有大利底。如秦皇漢武所作底事業，有許多可以說是功在天下，利在萬世。但他們所以作這些事業，是為他們自己的利底。所以他們雖都是蓋世英雄，但其境界是功利境界。道德境界的特征是：在此種境界中底人，其行為是“行義”底。義與利是相反亦是相成底。求自己的利底行為，是為利底行為，求社會的利底行為，是行義底行為。在此種境界中底人，對于人之性已有覺解。他了解人之性是涵蘊有社會底。社會的制度及其間道德底政治底規律，就一方面看，大概都是對于個人加以制裁底。在功利境界中底人，大都以為社會與個人，是對立底。對于個人，社會是所謂“必要底惡”。人明知其是壓迫個人底，但為保持其自己的生存，又不能不需要之。在道德境界中底人，知人必于所謂“全”中，始能依其性發展。社會與個人，并不是對立底。離開社會而獨立存在底個人，是有些哲學家的虛構懸想。人不但須在社會中，始能存在，并且須在社會中，始得完全。社會是一個全，個人是全的一部分。部分離開了全，即不成其為部分。社會的制度及其間底道德底政治底規律，并不是壓迫個人底。這些都是人之所以為人之理中，應有之義。人必在社會的制度及政治底道德底規律中，始能使其所得于人之所以為人者，得到發展。在功利境界中，人的行為，都是以“占有”為目的。在道德境界中，人的行為，都是以“貢獻”為目的。用舊日的話說，在功利境界中，人的行為的目的是“取”。在道德境界中，人的行為的目的是“與”。在功利境界中，人即于“與”時，其目的亦是在“取”。在道德境界中，人即于“取”時，其目的亦是在“與”。天地境界的特征是：在此種境界中底人，其行為是“事天”底。在此種境界中底人，了解于社會的全之外，還有宇宙的全，人必于知有宇宙的全時，始能使其所得于人之所以為人者盡量發展，始能盡性。在此種境界中底人，有完全底高一層底覺解。此即是說，他已完全知性，因其已知天。他已知天，所以他知人不但是社會的全的一部分，而且是宇宙的全的一部分。不但對于社會，人應有貢獻，即對于宇宙，人亦應有貢獻。人不但應在社會中，堂堂地做一個人，亦應于宇宙間堂堂地做一個人。人的行為，不僅與社會有干系，而且與宇宙有干系。他覺解人雖只有七尺之軀，但可以“與天地參”。雖上壽不過百年，而可以“與天地比壽，與日月齊光”。

選自商務印書館1943年版《新原人》

〔注釋〕　①“行之而不著焉”句：出自《孟子·盡心上》，意思是做一件事不明白為什么要做，習慣了不想想為什么習慣，一輩子隨波逐流不知去向何方，這種人是一般的人。“著者知之明”句是朱熹對孟子這句話的注釋，謂學習需要不斷省察。　②楊朱：先秦哲學家，戰國時期魏國人。他反對儒墨，尤其反對墨子的“兼愛”，主張“貴生”、“重己”，重視個人生命的保存，反對他人對自己的侵奪，也反對自己對他人的侵奪。〔鑒賞〕　抗日戰爭爆發后，戰亂和國難激發了知識分子精英研究學術的熱忱。馮友蘭在民族興亡的時刻，寫出了“貞元六書”，形成了“新理學”體系，使他成為現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之一。“貞元六書”中《新理學》是個總綱，著重講自然觀，而《新原人》為總綱的展開，著重講人生，探究人之所以為人的道理。新理學的宗旨，不在提高人的知識和能力上有所作為，而在于提高人的境界。馮友蘭的人生四境界說，是他新理學頗具特色的所在，也是他人生觀的核心所在。馮友蘭提出，人與生物的區別，在于人有“覺解”而生物全無。生物對于吃喝的意義毫無了解，只是出于本能;人知道吃喝對于人的意義，人是自覺地在吃在喝。這種自覺，馮友蘭稱之為“覺解”。“覺解”是指人對周圍環境與人生意義所感受到了的自覺和了解。“覺解”程度不同，人生的境界就各不相同，從低到高依次是自然境界、功利境界、道德境界和天地境界。簡言之，境界就是人的精神世界。自然境界中人的行為是自發的，是憑本能在活動的。他“對于其所行底事的性質，并沒有清楚底了解”，如古詩中所描繪的：“鑿井而飲，耕田而食，不識不知，順帝之則。”這是原始社會或兒童時代的人所具有的境界，但在“現在最工業化底社會中，有此種境界底人，亦是很多底”，“他所行底事，對于他沒有清楚底意義”。功利境界和道德境界與自然境界有明顯的不同，這兩個境界中的人是自覺的。功利境界與道德境界的區別是為私還是為公，用古代哲學的范疇來說，公私之分就是義利之辨。功利境界中的人是受利益驅動的，行動的目的很明確，“或是求增加他自己的財產，或是求發展他自己的事業，或是求增進他自己的榮譽”。其行為“最后底目的，總是為他自己的利”。如歷史上的“拔一毛利天下而不為”的楊朱，做出豐功偉業的“秦皇漢武”，他們所做的事情是以一己之私為出發點的。道德境界中的人，其“行為，都是以‘貢獻’為目的”。道德境界中的人，也可以追逐物質利益，但他是為公而追求，把追得的利益貢獻給社會。馮友蘭以為，這就不是為利而是為義了。道德境界中的人，因為他能體會到社會這個“全”的道理。“社會是一個全，個人是全的一部分。部分離開了全，即不成其為部分。”天地境界中的人，超越了前三者。“在此種境界中底人，其行為是‘事天’底”。他“了解于社會的全之外，還有宇宙的全”。“全”就是《新原道》中說的“大全”，指宇宙萬事萬物的總名。天地境界中的人，有了這種理解，就可以對自然和社會持一種正確的態度。至于“正確”的具體內容，馮友蘭反復用“極高明而道中庸”、“知天”、“事天”、“樂天”、“同天”等較為空虛的概念來形容，沒講出什么實質性的東西。總體來看，自然境界和功利境界是自然的結果，而道德境界和天地境界則是精神的創造。馮友蘭的四境界說，有著鮮明的傳統烙印，是儒家重視心性修養的特點在近代中國的反映。平心而論，馮友蘭的人生四境界說，是有現實生活根據的。不可否認，人的一生中，確實存在著這四種境界，但絕對不是像馮友蘭所說的那樣涇渭分明的。一個人在一生中，或在某一時期，存在著不同的“覺解”，甚至不同“覺解”同時集注于心靈中，是極為正常的。但有天地境界的人是極為罕見的，更多的是前三種境界。功利境界與道德境界，在一個身上的交混，是經常見到的現象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