財政危機的陰影來襲：仁宗朝開始的“三冗”痼疾

文 ｜李思達

在宋夏戰爭暫時消停后，其實稍有常識的北宋官員能看出，朝廷已經陷入危機。無需用各地風起云涌的民變來驗證，光看朝廷內部運作就能明白，北宋政府的困境已經讓所有士大夫都無法回避：從慶歷二年（1042）開始，國家財政連續三年出現巨額赤字，全靠皇帝自己拿出300萬緡的私房錢才添補上了窟窿（張方平《論國計出納事》）。

皇帝用自己的私房錢添補國用，固然可以吹噓為一件德政，但問題在于這個財政窟窿并沒有因為皇帝幾次慷慨而解決，反而呈現愈演愈烈的趨勢。從慶歷年間每年300萬緡起步，北宋的財政赤字年年居高不下，這種狀況不僅貫穿了仁宗朝后半段，甚至一直持續之后的英宗朝：治平二年（1065），也就是仁宗去世后的第三年，北宋國家財政赤字達到了觸目驚心的1570多萬緡！可想而知，這種長期巨額的國家財政赤字，不是靠仁宗拿出自己的內藏體己錢就能解決的。當時負責財務的張方平就指出，如今地方上“搜剗亡余”，國家“民力大困，生民之膏澤竭矣”，就算皇帝年年都愿意掏錢，但“不知內藏蓄積幾何，可供今后支撥？”

在大統一王朝中持續多年發生財政危機，這種狀態本已屬不正常，但更讓人們感到奇怪的是此時北宋大環境：大規模對外戰爭告一段落；經濟水平相比五代和建國初也有著進步，甚至被人稱為是北宋的財政全盛時期；而皇帝自己也并沒有窮奢極欲，簡樸到想吃羊肉夜宵都不得不忍住的地步，但為什么偏偏是此時發生了“竭府庫之所蓄、罄率土之所有，當天下無事之時，遑遑焉專救經費而不足”的財政危機？（司馬光《論財利疏》）不僅如此，當時還是青年官員的司馬光注意到了一個細節：趙匡胤建國時，北宋統治區域只有111州，但無論是四方征戰、朝廷運作、賞賜臣下，并沒有聽說什么費用不足問題，到仁宗時北宋統治面積是原來四倍之多（400余州），“天下一統，戎狄款塞，富饒之土，貢賦相屬”，原本應該“財用羨溢百倍于前”，但卻偏偏在此時出現國用不足的問題，豈不是怪哉？

彩繪插畫《不喜珠飾》，出自明代張居正編著，向年幼的明神宗講述為君之道的《帝鑒圖說》

其實，仁宗朝的官員自己早就看到了問題關鍵所在。就在宋夏戰爭爆發前后的寶元初年（約1038），負責朝廷財政的權三司度支判官宋祁就對朝廷財政問題發出了警告，在他著名的《上三冗三費疏》中指出，雖然此時北宋仁宗看上去是承平時代，但國家花銷實在太多，其中有些花銷完全花在了冗贅上：“天下有定，官無限員，一冗也；天下廂軍不任戰而耗衣食，二冗也；僧尼道士日益多而無定數，三冗也。”另一方面，政府耗費了大量資金在“道場齋醮”“京師寺觀”“使相節度”之費上，形成了他所謂的“三冗三費”之弊。

作為主持財政的官員，宋祁在“三冗三費”問題凸顯成嚴重危機之前就“吹哨”，也算是有先見之明。他也因此成為北宋提出“三冗三費”問題的官方代表性人物之一。宋夏戰爭之后，仁宗朝財政果然被徹底擊穿，宋祁等人提出的“三冗三費”成為北宋朝堂上年年討論，但從未很好解決過的痼疾。隨著時間和局勢發展，北宋朝廷對“三冗三費”具體內容的認定有所變化。到神宗初年，蘇澈將這些問題合并歸結為更為簡明扼要的“三冗”：“冗吏（官）”“冗兵”“冗費”。但不管到底是“三冗”抑或是“三冗三費”，所有人都認識到了這個從仁宗朝開始發作，影響后續北宋歷朝的財政問題本質：其實就是在北宋的政策體制運作下，產生了大量直接由國家財政負擔的官吏、軍隊。北宋中央政府一方面要負擔養活他們，同時還要維持政府各種花式運作，就自然而然地產生讓財政不堪重負的巨額“冗費”，不僅給北宋朝廷，更給治下人民帶了沉重的負擔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