隋唐時期，路上絲綢之路為何會衰落，而海上絲綢之路又為何興起？

古代，中國出口貨物主要是絲綢，因此德國學者李希霍芬(FRichthofen1833-1905年)把我國西北對外進行絲綢貿易的陸路稱為“絲綢之路”。后來海路對外貿易日益發達，有人便把海上絲綢貿易航線，稱為“海上絲綢之路”。

陸上絲綢之路與海上絲綢之路圖

一、陸上絲綢之路的衰落與海上絲綢之路興起

隋唐時期，隨著中國對外貿易的發展，海上絲綢之路更加繁忙。隋唐兩朝，都采取陸路與海路并舉的措施，積極發展國際貿易。陸路以京城為中心，通波斯、地中海和北印度。海路則以廣州為中心，通海外各國。

至唐玄宗天寶十年(751年)，大將高仙芝在怛羅斯(今哈薩克東南部江布爾城)被大食國戰敗，中國已無法控制中亞地區。其后中國河西走廊和隴右一帶也不暢通，“陸上絲綢之路”屢遭梗阻，逐漸衰落。以廣州為起點的“海上絲綢之路”，則干擾較少，因此從唐朝中葉以后，國家更依賴海路開展對外貿易，從廣州扶胥揚帆的中國商船隊，滿載絲綢、陶瓷等物，不僅經常往來于波斯灣地區，而且遠達東非；外國商船也頻繁往來廣州，遂使西太平洋、印度洋、波斯灣間，風帆如織海上絲綢之路出現了空前的繁榮。

二、海上絲綢之路的路線及范圍

《新唐書?地理志》對以廣州為起點的”海上絲綢之路”的航線有詳細記載：商船從廣州扶胥港放洋，向西駛經海南島東北角，沿印度半島東岸至湄公河口昆侖島，渡新加坡海峽，經馬來半島南端，如往南，則經蘇門答臘島、爪哇島；往西，則出馬六甲海峽，經尼科巴群島、錫蘭島，到達印度半島南部。

然后沿印度半島西海岸到印度河口，由此分兩路:一路經霍爾木茲海峽進入波斯灣，沿東岸到達幼發拉底河口的阿巴丹、巴士拉；另一路由印度半島西路橫渡印度洋，到達非洲東部今坦桑尼亞的達累斯薩拉姆一帶，由此北上至也門的席赫爾，再經阿曼和巴林島，也可以到達阿巴丹、巴士拉。這條航線經歷的國家和地區共達110個左右，除了屯門山(九龍半島西南部)、九州石(海南島東北角附近)、象石〔海南島東南獨珠山)在中國境內外，其他100多個都在國外。

這100多個國家主要有：環王國(今越南峴港一帶)，門毒國(今越南歸仁一帯)、古笪國(今越南芽莊一帶)、羅越國(今馬來半島柔佛)、佛逝國(今蘇門答臘島東南部)、訶陵國(今爪哇島)、葛葛僧衹國(今伯勞威斯群島)、箇羅國(今馬來半島吉打)、哥谷羅國(今馬來半島西部)、婆露國(今婆羅斯島)、師子國(今斯里蘭卡島)、南天竺(今印度南部)、沒來國(今印度奎隆)、提羅盧和國(今伊朗阿巴丹附近)、鳥刺國(幼發拉底河口奧波拉)、末羅國(今伊拉克巴士拉)、縛達城(今伊拉克巴格達)、三蘭國(今坦桑尼亞達累斯薩拉姆)、設國(今南也門席赫爾)、薩伊瞿和竭國(今阿曼卡拉特）、沒巽國(今阿曼蘇哈爾)、拔離訶磨難國(今巴林)等。

這條航線全長10000里，航行時間為89天(沿途停留時間不在計算范圍內)，到達大食國的船舶因等候季風，需要兩年才能往返。這就是聞名中外的“廣州通海夷道”。這是當時世界上最長、最偉大的一條航線。

三、與中國貿易往來密切的主要國家

在“廣州通海夷道”這條航線上，與中國貿易往來最密切的有大食人、波斯人、印度人和南洋人。特別是大食人，與中國交往最頻繁，僅在唐玄宗開元(714-741年)至唐穆宗長慶(821-824年)間，曾14次來朝。

中印關系，除了貿易之外，僧侶交往甚為頻繁。其時，印度高僧跋日羅菩提等諸大師均是取海道到廣州。義凈的《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》記載，當時中去印度求法高僧有60人，半數取海道往返，多集中于廣州。在扶胥港的南海神廟，自然會吸引眾多僧人。高僧搭乘商船，往返于中印之間，給“海上絲綢之路”增添了新的色彩，這不但進一步促進了航海事業的發展，而且加強了中外文化交流。

中國與南海諸國的關系，以佛逝國最密切，其國王經常派遺使臣和商人前來廣州。除了《新唐書?地理志》記載廣州通往東南亞、西亞以至非洲的海上絲綢之路外，唐朝也有廣州通朝鮮和日本的航線，由廣州進口的部分貨物又轉運到朝鮮、日本出售。

如唐宣宗大中十年(856年)，船主李英覺、陳大信曾率領一艘商舶，裝載天竺貝多柱杖、廣州斑籐柱杖和玻璃器皿等物到日本貿易。日本商船也有到廣州來進行貿易的。不過，當時中國對百濟(朝鮮)、日本進行貿易的主要港口是揚州、明州和山東半島的登州與萊州，廣州對朝鮮、日本的貿易不占主要地位。

四、隋唐造船技術的發展為海上絲綢之路興起提供了條件

隋唐時期中國航海技術的發展，是促使“海上絲綢之路”空前繁榮的重要原因之一。當時中國的造船技術已有相當水平，“船”在“海上絲綢之路”已頗負盛名。

隋朝的造船業已有相當規模，楊素曾組織工匠制造乘坐七八百士兵、高百余尺、有五層樓的“五牙”大艦。唐朝造船業更向前發展一步，制造的海舶大者長二十丈，載六七百人。此時還出現了輪船，即在船旁裝置兩個大木輪，用腳踏動以加快航速。大型船舶設置水密艙壁也始于唐代，它有助于航行安全。隋唐時期，船上除設置有楫、槳、帆、櫓等工具外，還有掌握航向用的尾舵，停泊定位用的爪錨。由于中國造船技術先進，使當時的中國商船已能遠航波斯灣。

隋唐時期，在“海上絲綢之路”航行的外國船，主要有波斯舶、昆侖舶、昆侖乘舶、西南舶、西域舶、蠻舶、婆羅門舶、師子國舶等，其中以師子國舶較大。大食、波斯的船較小，如若到廣州，先沿波斯灣南下到師子國，再轉乘中國大船到廣州，有時中國船從廣州出發，只到師子國止，因此，師子國(今斯里蘭卡)便成為海上絲綢之路上的中轉站。